第三章、主要精力是搞调查而不是写作

  掌握详细情况离不开亲自调查，这是搞调查的一个基本理念。因为别人调查是不能代替自己调查的。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讲到调查的技术时指出，搞调查“要亲身出马”，“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①

  的寻乌调查，堪称单个人进行社会调查的典范。他后来回忆说，他是以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进行寻乌调查的，调查对象是一些中下级干部、穷秀才、破了产的商会会长和已经失业的小官吏，他称这些被调查的人是他可敬的先生，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敬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

  不仅自己重视社会调查，还鼓励青年人深入到社会一线日，《在中国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知识分子要为工农群众服务，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他提倡知识分子要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在没有同实践结合的时候是不完全的，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

  特别强调调查要自己做记录，他指出，“调查不但要自己当主席，适当地指挥调查会的到会人，而且要自己做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①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做过的调查，都是自己做记录的。他1933年11月写的《才溪乡调查》中有这样一段关于代表政治表现的记录：

  这个最差的代表，十次会只到三次，忙于找自己的生活，分配工作不上紧做，批评了多回，被代表会开除。

  整理调查记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思想升华的过程，这样的一个过程同样是别人无法替代的。1930年10月，在赣南的兴国县做了调查。一是做了8个家庭的调查，这是他过去从来就没做过的。他自己说，没有这种调查，就不能有农村的基础概念。二是调查了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这是他在寻乌调查中做了而没有做得完全的。在他后来整理的调查记录中说：“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详细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真实的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①

  我们常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里的行万里路，就是自己的工作、生活实践。这个实践活动，每个群体、个体都是不同的，就像天下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在这个实践活动中注意调查研究，得到的调查更宝贵、更重要，这是“调查要亲自出马”的更高境界。为什么为革命事业撰写文章时总是有话要说、有话可说、有话必说，不仅是因为他调查得多，更主要的是他实践的多，发现了大量的、全局性的、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说出来。缺少实践的写作或对推动事业发展意义不大甚至是有害的是作文而不是做事，是毫无意义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有一年多的亲身实践，而且经历那么多的胜利与失败，经常是事关生死存亡的，加上多少年来对中国革命理论的研究探讨，经过理论指导下的实践与亲身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思考，写起文章来自然是“下笔如有神”，能够说是干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后来自己回忆说，假如没有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井冈山的斗争》是写不出来的。

  这是调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也是我们要好好学习的一个调研方法。有很多这样的调查，最典型的是在江西寻乌的调查。把《寻乌调查》研究清楚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也就搞清楚了。

  在领导土地革命的过程中，总是感到自己对于富农问题还没有全般的了解，对城市的商业状况还是门外汉，总想找个机会下大力调查研究城市问题。他说，“我是下决心要了解城市问题的一个人，就是没有让我了解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机会，就是找不到能充足地借给材料的人。”①1930年5月2日，率红四军攻克寻乌县城，为他进行大规模城市调查提供了机会。于是，以寻乌为调查点，对城市问题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大规模调查。

  在寻乌调查中，选择的调查对象十分普遍，各行各业的人都有，主要的有11人。从职业上说，有县、区、乡的干部，有普通农民、工人，有做过县署钱粮兼征柜办事员的，有农村穷秀才，有小学教员，还有当过兵、做过小生意的；从年龄上说，有老年、中年、青年，最大的是62岁，最年轻的是23岁。在这些人当中，尤其是郭友梅（59岁，杂货店主，曾做过商会会长）和范大明（51岁，贫农，县苏维埃委员）两位老先生，为的调查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一个城市很大，涉及的内容很多，要了解一个城市，调查内容的选择很重要。在寻乌调查的内容主要有两个：一是货物，二是人口，也就是人的情况和物的情况。

  为了研究寻乌城商业发展状况，从寻乌市场所经营的各种货物去“剖解”这个城市的生活情况。

  一是调查店铺。他细心地分析了5家盐店、17家杂货店、1家、1家豆行、10家酒店、7家水货店、7家药店、2家黄烟店、16家裁缝铺、10家旅店、8家理发店和7家首饰店等。

  二是调查市场经营的各种货物。在调查寻乌的圩场生意时，他详列了圩场交易的各种货物，如鱼、小菜、竹木器、水果等等。为了弄清寻乌城的商业和手工业的状况，非常巧妙地“从各种货物去剖解这个城的生活情况和组织内容”，总共分成20余项，如：

  盐：城里第一大宗生意，分潮盐、惠盐两种；全城5家盐店，每年可做10万元生意。

  杂货：共有十六七家杂货店，商品以布匹为主，洋货次之；寻乌市场有洋货131种，其中23种销售最多。

  酒：7家酒店卖黄酒，共约700元生意；3家酒店卖白酒，约1000元生意。

  水货：7家水货店，销售咸鱼、海带等11种基本的产品，另有鱼翅、鱼肚等39种次要的水产品。

  裁缝：机器缝衣13家，通常是一架缝纫机，一个师傅带一个徒弟，另有手工做衣3家。

  此外，还有寻乌的6种主要出产：米、茶、纸、木、香菇、茶油的出口价值统计、物价统计和工资情况记录等等。

  三是调查杂货店经营的全部内容。为了研究杂货店的生意，搞清了杂货店经营的全部内容，列举了牙粉、牙刷、胶底鞋、皮鞋、钢笔、铅笔等131种“洋货”的名称，弄清了其中肥皂、毛巾、电筒、洋火、信纸等23种最畅销的商品。他了解了水货店经营的内容，以咸鱼、海带、糖、豆粉、猪皮、闽笋、鱿鱼等11门产品为主，海参、香菇、云耳等28种为次，详述了这39种土特产品、水产品在寻乌的销售情况。

  如前所述，在这次调查中是决心要把城市问题了解地清清楚楚的。所以，这次到了寻乌，他便对这个城市的结构可以进行了一番解剖。

  一是按行业分析人口情况。把这座近2700人的城市按照行业进行了统计，分别算出农民、手工业者、游民、娼妓、商人、政府机关、地主、宗教徒等所占的比例，占第一位的是农民，有1620人，占全城人口的60%；占第二位的是手工业者，297人，占11%；农民和手工业者共占71%。由此看来，这个城是“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体，向附城一带耕田的和开小作坊做手工的占着住民的最大多数。”通过这样的分析，便发现了寻乌这个城市的基本特征：寻乌城“它还完全是一个农业手工业城市” 。①

  二是按家庭分析人口情况。在寻乌调查中，把家庭看作是社会的细胞，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察，选择各类典型家庭，着力做多元化的分析后，再归纳出总的结论。通过一定的调查分析，发现寻乌这个山城中的游民和娼妓占着相当大的比例。占寻乌城人中第三位的便是游民，这些“不工不农不商、专门靠赌博敲诈、为统治者当走狗吃饭的流氓，他们的人数竟超过商人一倍，和手工业者几乎相等。”占人口第四位的竟是娼妓。“‘老货’、‘嫩货’有三四十家。本城娼妓三标人多。寻乌人有句俗话，‘三标的货，项山的糯’，就是说的三标女子美丽的意思。”30几个，养活着162人，比商人的人口总数还要多。如果把游民和人数合起来，等于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合计。说：“这表示失业群众之多是怎样的可惊。”①

  主要是找了11个人，在寻乌的马蹄冈连续开了10多天的调查会。开会时，亲自主持，亲手记录，亲自提问题。开始时，大伙不愿意说。就请他们吃饭，慢慢熟了，乡亲们的话语也就多了起来。最生动的材料，也就是老乡们每天盘算过的生活。

  除了开调查会外，在寻乌还做了20多天的实际调查，深入到集市、商店、作坊，找小贩、商人、工人、游民谈话。例如：问一个杂货店店主：“你这个寻乌城有几家杂货店？有多少种杂货呀？”被问的杂货店主知道有几家杂货店，但有多少种杂货说不清楚。放下笔慢慢问：“你们这里的信封信纸，一种是从赣州来的，是本国制作的；另一种是梅县来的，是用‘洋纸’做的吧？”那店主点头说：“是的，是的。不过‘洋纸’便宜些，卖得快。”又问店主和店员的关系如何？一个月给店员多少钱？够不够吃？不够吃怎么办？过年过节允许不允许回家？了解了这一些状况后，又问：“听说你们店员里除了雇工，还有一种叫‘等郎嫂’的，对吗？”店主说：“有是有，不过我那个店里没得。”又问：“你们说说这‘等郎嫂’是啥意思？”那店主想了想，说：“有的店主人手少，便花钱买一个年少的女子来做工，店主还没有小儿子，要等老板娘肚子大了，儿子生出，才能结亲，这就叫‘等郎嫂’。”点点头，记下了他的发言。

  还到寻乌城郊农村，同农民一边干活，一边调查，广泛了解各行各业群众的生活和思想。

  由于对寻乌城进行了这样深入细致的剖析，对城市工商业情况有了很深了解，开始有了研究城市问题的经验，并要求全党同志要注意研究城市问题。他用自己寻乌调查的体会教育全党并殷切希望：“倘能因此引起同志们（尤其是做农村运动和红军工作的同志们）研究城市问题的兴味，于研究农村问题之外还加以去研究城市问题，那更是有益的事了。”①

  对自己“拼上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调查出来的东西是非常有感情的。他在《寻乌调查》的序言中写道，“我过去做过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永新、宁冈七个有系统的调查??湖南五个放在我的爱人杨开慧手里，她被杀了，这五个调查大概是损失了。永新、宁冈两个，1929年1月红军离开井冈山时放在山上的一个朋友手里，蒋桂会攻井冈山时也损失了。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②认为，要真正了解社会情况，就要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初次从事调查工作的人，要作一两回深入的调查工作，就是要了解一处地方（例如一个农村、一个城市），或者一个问题（例如粮食问题、货币问题）的底里。深切地了解一处地方或者一个问题了，往后调查别处地方、别个问题，便容易找到门路了。”①倘若走马观花，如某同志所谓“到处只问一下子”②，那便是一辈子也不能了解问题的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