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敌人心脏里

  ［内容提要］ 一九四六年夏秋之交，中央成立上海局。上海局成立之前，准备上海武装起义，派遣干部潜入上海，开展秘密活动；上海局成立之后，建立地下上海市委、南京市委、台湾工作委员会、西南地下组织、外县工作委员会、文化、工商 统 战 委 员会，创办党的秘密企业，开展情报工作，以及以策反工作委员会进行大量工作：组织蒋军预备干部训练团、伞兵团、重 庆舰、长治舰、空军二十余架飞机起义；组织内线提供蒋军海军部、汤恩伯军事作战计划、江阴要塞图、沪宁、沪杭沿线军事部署图、上海设防图及蒋军一个时期整个作战计划；组织蒋军首都警卫师及其它军、师多次起义；组织蒋军工兵团内线实行破坏滞敌退路、爆破江湾大型军火库，等等。

  抗战前夕和抗战初期，我党在上海的领导机关，初名江（苏）浙（江）委员会，八·一三后，改名为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副书记刘长胜，参加者有张爱萍、刘宁一（负责工运，一九四三年去延安）、王尧山（组织部长）、沙文汉（宣传部长）等同志。刘少文系中调部系统派出的情报工作负责人，在沪以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代表名义活动。省委增设军委，以开展上海地区的军事活动。张爱萍同志为军委书记，委员有余立金、陈家康和我。经军委同意，由我通过当时在上海很有名望的洪帮头子向松波（号海潜）的关系进行军事方面的活动，弄到国民政府军委会苏浙行动委员会游击总指挥部委任的第一支队第三大队的一个名义。第一支队 长 何 行 健（号天风），是一个旧军人，洪帮，他当时因要取得我方的信任以便进而取得向海潜的信任，表示愿意听我方的话（我是方面的人，何是知道的。何后来成为戴笠的人，旋又投降日、汪，被戴笠派人打死在法租界）。当时何某曾委任我为该支队部的上尉书记官，余纪一（当时名俞华）同志为中尉书记官，皆因病早离开。这时经组织允许，便以洪帮名义组成第三大队，发动各救亡团体、各难民收容所的青年去参加这支游击队，人数约五百多人，领到长短枪各二百五十支，每人还发了四个手榴弹。游击总指挥部派了一个黄埔四期生任中校大队长（我们不让他取得实权），党员王际光（任铁峰）任少校副大队长。中队长、区队长、小队长等，均由秘密党员或进步分子充任，可惜领导人员工作不得力，加上反动派的破坏，不久王际光擅自带同十多个干部离队潜逃，以致工作遭到失败。后来王际光跑到南京，我党驻宁代表团，加他以潜逃罪名开除出党。

  随后，上海沦为孤岛。党的工作为了适应孤岛的斗争环境而有所改变。我要求去武汉工作，经党组织批准把我调至湖北，从事群众工作，旋被派往敌后根据地部队工作，即后来新四军五师，直到一九四四年冬，五师负责同志派我代表五师和豫鄂边区党委去新四军军部和中央华中局（当时驻皖东之财贻县境内黄花塘，后移往天长县境内千棵柳与葛家巷）汇报工作，滞留在军部八个月之久。至一九四五年七月初，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派我去上海和在上海附近活动之新四军淞沪支队（支队长朱亚民政委陈伟达），研究怎么样组织地下军配合正规军里应外合地解放上海，并开展工商界上层人士的联络工作，这才重新接触上海工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占领上海租界，由于形势突变，组织上把许多干部，分批撤退到新四军江南江北根据地。一九四二年十月，江苏省委机关和主要领导同志奉党中央电令撤退到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淮南根据地（顾家圩子）。不久，江苏省委撤销，成立华中局城工部，任刘晓同志为部长，刘长胜同志为副部长。上海地下党就由华中局城工部来领导。上海地下党则以工委、文委、职委、学委、教委等名义，分别在学生、职员、教员、工人等群众组织中进行工作。还有一些单线联系的党员同志和工作关系，分别由设在淮南根据地的城工部联系。一九四四年五月，党中央调刘晓同志去延安党校学习（也准备出席我党七大），城工部部长由刘长胜同志担任。

  日寇投降消息宣布之当晚，中央华中局连夜召集高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人员有当时华中局代书记兼新四军代政委饶漱石，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参谋长赖传珠，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宣传部长彭康，城工部长刘长胜，和华中局、新四军各部门负责人。淮南区党委和新四军二师负责人谭震林、罗炳辉、刘顺元、方毅等同志也赶来参加了。这时我暂住在新四军政治部（安徽天长县汉涧镇附近的葛家巷），已经入睡，也被唤醒去参加会议（华中局和军部驻干棵柳，离葛家巷约二华里）。我不及乘马，急步赶到会场，见灯火通明，人员众多，济济一堂。讨论了很久，当会议结束时，华中局负责人饶漱石通知曾山（可能还有副军长张云逸）、刘长胜和我留下谈话，宣布：华中局决定派我以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代表名义，首先化装潜入上海，负责组织上海人民武装起义，接应新四军解放上海。次日，新四军军部任命刘长胜同志为上海市长，我为副市长，由新华社华中分社广播宣布，此项任命在上海曾以油印传单散发过。）新四军军部命令我调动上海郊区的新四军淞沪支队三千余人枪，分散地隐蔽进入上海市区，发动与配合群众举行起义。担任进攻上海的正规军，将是以粟裕将军为首的集结在天目山地区的新四军一师部队。据张承宗同志回忆，当时华中局组织部部长曾山同志曾宣布成立上海市委，由刘长胜同志任书记，委员有张执一、张承宗、陈伟达和陈祥生。我记忆不起此事，我只记得，在我临行前，由饶漱石召集曾山、刘长胜和我谈话，饶当众宣布，决定作为上海起义的领导机关为上海党政军委员会，以我为书记，参加者有陈伟达、朱亚民、顾复生（时为淞沪地区行政专员）等同志，其他人选俟起义时选择各部分起义领导者参加。根据华中局决定，起义成功后，即宣布成立上海人民总司令部，以陈伟达为总司令，我为总政治委员。

  到沪后，我和同志们做好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但考虑到如正规军来不及配合，则起义不易成功。为此我曾用淞沪支队的电台发电向华中局并党中央如实地报告过当时的主客观形势（这是与当时华中局夸大的估计不同），认为如仓促发动起义，很难有取得胜利的把握；需要正规军迅速赶来，担任主攻，才能取得成功。正在这关键时刻，忽奉党中央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停止举行起义的电令，大意是：经中央过细考虑结果，认为目前起义对我们和人民是不利的，令即照本日午电停止起义，保存我们在工人中及其他人民群众中的组织基础，以便将来可以有效的进行。目前应组织工会及其他人民团体，迅速出版《新华日报》上海版及其他进步报纸刊物等。党的组织尽可能保存秘密状态，只有站不住脚的党员才准备撤退。不久又来有指示，大意谓当时党的战略部署是力争东北，巩固华北现有阵地，收缩华中，撤退华南，督促我们迅中止起义。因此，我们在上海没有用上海党政军委员会和上海人民总司令部这两个名义进行活动。不久，毛主席由延安赴渝谈判。至一九四五年十月，在上海附近的新四军淞沪支队奉命随新四军浙东纵队（纵队司令何克希，政委谭启龙）北撤。为了在上海准备起义，有许多同志暴露了党员身份，部分革命群众也色彩很红，组织决定除将少数人调往其它地区或转移到别的战线上隐蔽外，大多数人均随军撤到华中解放区。

  张承宗同志是和我差不多时间到达上海的，刘长胜同志则略迟几日到达上海。张最初的任务是协助上海党政军委员会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并负责联系上海各个系统的地下党，以统一行动；当起义计划停止后，张承宗同志即协助刘长胜同志统一领导上海地下党工作，我则配合长胜同志负责进行工商、文化方面的工作，并担任联系上层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

  一九四六年初，刘晓同志奉党中央之命从延安出发，经华中解放区回到上海，上海地下党的工作改由刘晓同志负责主持，刘长胜同志协助他，从此我们就在刘晓、刘长胜二同志领导下工作。在这一时期，上海党领导机关，无任何名义，只是由二刘为领导核心，向华中局汇报和请示，党中央有时也直接指示上海的工作。

  在此期间，有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我们通过吴大琨同志的关系，派了几个熟悉英语的得力干部董秋斯、冯修蕙（冯志琼）、王楚良、沈知白等打入美军心理作战部上海组（组长科格斯，顾问吴大琨），起了特殊作用。特务机关，如军统和中统，都把美特作为实际上的上级，遇事都向美特机关汇报，科格斯接到材料后，必交吴大琨同志审核，再交英文打字员冯志琼同志打字复印，分送美军驻沪头目和华盛顿。吴和冯均私下多印一份交给组织，因此特务的动向，基本上我们都能了解，甚至我们还能够最终靠董、王、沈等同志，伪造一些情报，以迷惑美蒋特务的视听。最成功的一次，为了从另一方面证明我党我军对当时国共和谈的诚意，我们经过一个佛教人士之手，送了一份情报给科格斯，以对外宣传的一些内容，以新四军政治部秘密训令的形式，科格斯如获至宝，直接密电报告华盛顿，而杜鲁门当时的作法是企图以和平手段来帮助蒋介石，逐步逼我军放下武器，在蒋介石尚未准备就有必胜把握之前发动大规模内战，因而据此发表谈话，特派马歇尔来华调处，企图来麻醉我们。事隔半年之久，杜鲁门才知道上了当，于是下令将科格斯撤职，永不录用，并解散了心理作战部上海组，吴大琨等同志亦被解雇。这个策略的成功运用，使美帝推迟原来的反动部署，我军赢得了半年左右的整训时间。

  在这一期间，组织上还派原在上海工作的李正文同志参加民主建国会和中华职业教育社，并联系两团体的党员孙运仁和进步人士孙起孟同志（以后入党）等。由于李参加了他们的领导核心，使两团体及其领导人黄炎培、杨卫玉、盛丕华等，在政治上绝大多数都是在的影响下进行民主活动的。李正文同志当时还参加了上海工商界双周聚餐会，其中有陈叔通、盛丕华、陈己生（以后入党）、包达三、张纲伯等上海工商界知名民主人士，开会经常在包达三家。上海地下党通过这一个会，和更多的上海工商界人士发生了联系，在配合我党的政治主张上，在支援进步和营救工作上，起了一定的作用。

  上海局成立前后，一方面继续根据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作隐蔽精干、长时间坚持地下斗争的打算；一方面继续领导蒋管区人民要求和平、要求民主、反对内战、反对美帝扶日的斗争。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推动了上海各界人民团体推派代表马叙伦与吴耀宗、蒉延芳、盛丕华、张纲伯、包达三、阎宝航、雷洁琼（胡厥文也是代表，他因事未及时成行，次日才到南京）等人，还有学生代表陈震中（圣约翰大学）、陈立复（东吴大学）二人，赴南京请愿，要求和平，反对内战要求民主，反对独裁。当这些人民代表在上海北火车站乘车时，党组织发动各界革命群众（原拟定五万人）送行，借以向政府。刘晓、刘长胜二同志指定我为这次群众大会的秘密总指挥。这个秘密指挥部设在离火车站不远的宝山路某弄堂内一个学生同志的家里，一幢三层小洋楼是独家住，我同几个同志（有当时在沪的冯文彬同志）隐蔽在内，各界都有负责同志作联络员，我记得张祺、陆志仁、张本、等负责人都曾出场，参预指挥与联络工作。据各方面推算，参加的群众，远超于了原来预计的数字，达到十万以上，我们为这个成就所鼓舞。正要开车之际，我还同冯文彬同志结伴到火车站巡视了一番，并上车到各车厢跑了一趟，我虽对其中的某些代表人物熟悉，为了不致暴露，只以目相示，未打招呼，即行下车，在拥挤的人群中离去。车开走后，群众还沿宝山路结队，到旧法租界胜利解散。当晚，听说以马叙伦先生为首的上海人民代表团在抵达南京下关时，被组织的特务流氓痛打，群情更加激愤。

  一九四六年上半年，政府以三十万大军包围我中原解放区，当时中原局为了应付这一艰难处境，大量疏散非战斗人员，有很大一部分干部是化装突围经武汉、南京、上海、原计划进入山东、江北解放区，因不熟悉路经，因而留在大江两岸，我们组织了几个早从该地突围出来的干部，如余秉熹（安琳生）、高 纯一（高树颐）、万流一、张翼（张南轩、又名张鸣皋）、甘学标、顾剑平、肖秀楷等同志分头去收容，并资助与护送他们到东北、山东、江北等地。党中央也在这时来电指示我们，组织专门接头点，以便掩护、郑位三、陈少敏诸同志化装经上海进入解放区。二刘将此任务交给我，因我是从原中原解放区早先出来的，同这些负责人都熟悉。这几位负责同志虽以后未经上海走，但我们也接待了数以百计的县团以上干部，这中间还包括王树声、严东山等军事指挥员。在刘邓大军南下进入大别山区之后，我们还派了不少从该地突围出来的干部，如谢威、李蔺田、李炳南、程全（已在游击战争 中 英勇牺牲）等，重返鄂东和洪湖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或地下工作，以积蓄力量迎接大军。我们同鄂东、鄂中军政机关取得联系后，还送了大批干部（青年知识分子）和物质（主要是药品，布匹）去援助他们。

  由于解放战争的胜利开展，对苏北、山东解放区实行水，那里迫切地需要电讯器材及药品之类。我们选派了很多干部包括从解放区出来的干部，利用社会上可通过的各 种 人（有 商人，有走单帮的，有流氓，有亡命之徒）建立了水陆地下交通线，为华中、山东等解放区输送了大批物资和大批干部（有许多自备机帆船，分别到胶东半岛的石岛或石臼所、苏北的天生港等地，甚至经南朝鲜的仁川转道去东北解放区）。其中搞得很出色的有余熹秉、张翼、高纯一、肖秀楷、曹达（曹百年）、龚定中、陈波涛、高平（戴利国）等同志。这几条水道地下航线，直到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时止，从未中断过。

  为了便于收购药品及与解放区来人接头，我们指定了王辛南、王曦、杨宛青三同志，负责筹建联合药房，设在北京西路石门路口。店面为药房，楼上设诊所，分请上海当时几位名医（如王惠玉、林俊卿、俊华兄妹、邝翠娥等）轮流来应诊。董事长是当时基督教名人吴耀宗夫人杨素兰大夫，董事有名医王淑贞、苏祖斐、邝翠娥及王辛南、王曦等人，经理是杨宛青同志。还由王辛南同志负责，在已停业的进化药厂的基础上开设中华医药化验所，作为几个负责人碰头和掩护机要工作人员之用（当时作机要工作的朱志良和康志荣两同志均掩护在那里，作为中华医药化验所职员）。进化药厂是方行、王辛南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由华中局指定他们负责向社会上募股筹建的，以备起义时机成熟时作为指挥人员先行潜入掩护点，所以我于日寇宣布投降时潜入之初就住在这里（地址愚园路愚谷村）。抗战胜利后，美货涌入市场，民族工业纷纷倒闭，进化药厂也于此时停业。

  约在一九四六年夏秋之交，中央来电指示成立上海局，指定刘晓、刘长胜、钱瑛、刘少文同志为上海局委员。刘晓任书记，主持全面工作；刘长胜任副书记，主要分管上海工作。刘少文同志负责情报工作，钱瑛为组织部长，她原是周总理为首的重庆局（也称南方局）委员兼组织部长。这时重庆局已迁南京（可能以后曾称南京局），该局是第一线，负责对蒋帮谈判和搞。上海局是第二线，负责领导蒋管区地下党。国共和谈期间，南京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同时并存，南京局是以八路军办事处（处长为钱之光同志）作掩护的。对外的公开名义是代表团。为了把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两者分开，周恩来同志要钱瑛同志带着南方局党的关系，化装来沪与刘晓同志会合。钱瑛同志原来负责联系的地下党，主要在西南，即四川、贵州、云南以及武汉、长沙一带。因抗战胜利复员，蒋管区秘密党员的一些人分别到了京、沪、平、津等地。钱瑛同志所带来的这些关系，就逐渐同这些地区的党组织会合起来，四川、云南、贵州、武汉、长沙一带及广西的一部分党的关系，仍由钱瑛同志联系，并一度分工负责学运工作。云南秘密党组织负责人是郑伯克同志，四川秘密党组织有几个系统，其中之一是马识途同志，湖南一带是周礼同志，武汉秘密市委书记是曾惇同志。当时中央来电中还提到香港分局（有人称华南分局），以方方同志为书记，尹林平同志为副书记，其它参加者有重庆、南京撤到香港去的党员，如章汉夫、夏衍、潘汉年及原在香港的连贯、梁广等同志。香港分局管辖广东（包括海南岛）、广西、云南、贵州、福建的一部分。在香港分局下，还有香港工委：书记章汉夫，副书记连贯，委员有许涤新、饶彰风、冯乃超、乔冠华、苏蕙（女）、林默涵等，这是第一线，半公开，领导的有新华分社和华商报。尚有第二线，名香港市委，是完全秘密的。书记梁广，委员不详。香港分局有的人称为南方局，这是不对的。我记得很清楚，南方局是指周恩来同志领导的那个局，不是指香港分局。中央曾指示香港分局必要时接受上海局指导，实际上上海局对香港分局没有指导过。因为香港分局条件好，电台和中央联系是畅通的，而上海局的秘密电台，有时不十分畅通。在上海局之下从事秘密机关工作的，除上述搞机要工作的朱志良、康志荣及郑慧英等同志外，还有钱瑛同志由八路军办事处带出来搞机要工作的程浩夫妇。程浩夫妇初抵沪时，曾由我派他往台湾工作委员会搞机要工作，到台北住了几个月，电台仍未建立，加以人地生疏，生活又不习惯而返沪，住在复兴中路辣斐坊一个秘密机关（此处由万流一夫妇的住家作掩护，同时作为上海局负责人集会之用，上海局负责人集会或碰头的场合，除我和方行同志住的江苏路永乐村21号之外，尚有愚园路愚谷村、新闸路、巨籁达路、南市等处，房主均有合法身份掩护）。程浩夫妇的公开职业是美而廉旧货店〔由李星光、唐淑琴夫妇开设，在西门路（马当路口）)的职员。从事秘密机关工作的还有张毅（刘晓同志的爱人）、郑玉颜（刘长胜同志的爱人）、王曦（我的爱人）三同志，她们分担几个负责人的交通，传递文件，接送电稿，以及掩护机关等工作。刘少文同志的爱人罗晓红同志，同我们工作不在一起，故不详；王辛南同志当时也住在机关内，做一些内勤工作，方行同志除做些工商、文化工作外，主要为上海局主管很大一部分经费的出纳工作。上海局还曾要王曦筹建上海局妇女工作委员会，并有一些女同志的党组织关系由她联系，但恐这一工作与秘密机关牵连，因此工作开展不大，委员会始终未正式建立起来。特别是她同李白同志的爱人联系，由她们交换秘密电稿，李白电台（即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背景）被破坏，其爱人也受牵连，王曦就隐藏起来，在家负责收听新华社广播，记录有关内容供领导同志传阅。

  大约是一九四七年初，组织上派万景光、冯修惠夫妇到香港建立了一个联络点（也称上海局香港办事处），负责掩护上海局领导人于必要时转移到香港暂住，有的从解放区派出来的人员，不便在上海和他们见面，就通知他们到香港去取得联系。后来上海局曾在港办过几期党员学习班，刘晓、刘长胜、钱瑛、马纯古、张祺等同志分别主持过学习班工作，并有一部分干部和民主人士转送到香港联络点，然后由他们负责分批转送解放区。这个联络点做了很多工作，直到上海解放后才撤销。

  一九四五年底或一九四六年初，华中局随新四军撤至山东、成为华东局。在华东局领导下，将原山东地区改为山东分局，以康生为书记。在新四军原来的地区，即苏北、安徽、徐州以南，成立了华中分局，由邓子恢、谭震林同志负责，分局下又设立了城工部，沙文汉同志为部长，吴宪同志为副部长，下面有几位科长，我记得有周克（负责宣教、训练工作）、唐守愚、刘加林（女，负责搞调研）、田辛（负责组织）、徐宏九（负责总务）等。不久，蒋介石部队重点进攻苏北解放区，该地为适应战争需要，精减机构，华中分局城工部除吴宪、田辛等同志留解放区另行分配工作外，沙文汉等大部分同志都派至蒋管区。刘晓同志找沙文汉同志 商 量，为了集中和加强领导，电华东局，建议把华中分局城工部全部工作关系交给上海局。经华东局同意，撤销了由沙文汉同志领 导的城工部，沙本人则参加上海工作（不是上海局的委员）。上海局开会时，除上海局的正副书记及委员外，张承宗、沙文汉和我也参加会议。

  为了集中力量搞好上海工作，在上海局之下成立了上海市委，张承宗同志为书记，刘长胜同志代表上海局负责联系上海市委，参加市委的有张祺、马纯古、张本、钱柏生（早期，以后调往台湾）、、梅洛、陆志仁、马飞海（后期）等同志，在市委下面仍分学生、工人、教员、职员、警察、科技等系统。

  一九四六年初，组织上派陈修良同志去南京，建立南京市委，陈修良同志为书记，刘峰同志为副书记，参加者有朱 启 銮、王 明远、史永、陈慎言等同志。刘峰、朱启銮同志原在上海工作。一九四○年九月，成立南京工作组时派朱启銮同志任组长；一九四二年夏成立南京工委会，刘峰任书记，朱启銮任副书记。参加者有陈慎言、彭原。为整个南京党的工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史永同志当时在南京市委搞策反工作，成绩卓著。他原名沙文威，是沙文汉同志的弟弟，文汉为老三，我们称他为阿三，史永为老四，我们称他为阿四，因而他又名阿史，后名史永。史永一直是搞情报工作的，初由张唯一同志领导，后张唯一同志将史永同志关系转交给刘长胜同志。

  在上海局领导下，设有台湾工作委员会，书记蔡乾（又名蔡前），一九四八年又派钱柏生为副书记（一九五○年被捕，详情不悉）。一九四六年秋冬之交到一九四八年底，我曾代表上海局四次前往台湾检查与布置工作。早已打入黄色工会陆京士系统的陆象贤同志，渐渐成了陆京士的红人，后被陆京士派往台湾，筹建台湾省邮务工会，陆象贤同志当选为理事长并兼任 台 湾 省 邮电工人补习学校校长。我到台后，曾多次与他联系。原在上海工作的党员积极分子计淑人（当时改名计梅贞）、钱勤（又名钱琴）两同志，因在上海身份有所暴露，组织上就调她们去台湾邮务工会工作，担任邮电工人补习学校教员，我曾和她们联系过多次。一九五○年蔡乾叛变，她们被出卖而壮烈牺牲。幸陆象贤同志已于一九四七年底撤返上海，免遭毒手。我在台时，还联系过在台湾省检察署任检察官的韩述之和在台南盐务机关工作的何世平同志，他们的关系均未交到蔡乾之手。韩是一九四八年间撤离台湾调回上海工作的，何于上海解放后间道返回上海。

  西南（即四川、云南、贵州、广西一部分）、武汉、湖南等蒋管区，均分别设有工作委员会或市委。另外两个地区即福建省委（曾镜冰为书记，还有部分武装）和浙南地区（负责人为龙跃同志，有武装活动，党中央曾来电，令上海局派人去联系，但一直没联系上）。

  上海以外的江浙地区，于一九四六年上半年，成立外县工作委员会，组织上决定我任书记，林枫（本姓宋，王尧山同志之兄）任副书记，以后陆续增加委员王锡珍、周克等同志。外委 所 属的浦东、淞沪地区工委、浙东临委，分工由林枫负责，王锡珍协助，杭嘉湖地区的开辟工作，亦由王锡珍负责（后来该地区有零星武装，由方休同志，范精秋同志负责，仍由王锡珍联系）；当时杭嘉湖地区还有别的秘密党组织，也曾交给我手，我是怎么样处理的，记忆不起来了。由周克联系的有苏州工委（书记卜明同志，后为张云曾同志）、无锡工委（书记诸敏同志，后为高山同志、杭州工委（负责人柯里同志），昆山、青浦、嘉定等县的城郊工作和沪杭铁路沿线及从常州、无锡、苏州至上海铁路沿线的工作，也由周克负责，同时周还兼管浙东机要交通和动员上海人员去浙东工作。

  一九四八年秋，组织上派卜明、诸敏同志支援浙东，诸敏任浙东部队政治部主任，卜明去金华、丽水一线应飞部队任政委，筹建浙东第六支队。后来宁波、嵊县一带以及舟山等地，均划归外委领导，派员前往开辟工作，由周克负责联系。武装规模较大的四明山地区，则由外委直接领导，几年间发展到数千人枪，负责人是顾德欢（化名张x，我们叫他大张）和马青同志，马青任部队司令员。

  是年秋组织上调王锡珍任策反工作，改派丁愉同志任外委委员，负责联系邻接上海的青、松、嘉、昆、太各县的工作。

  是年十二月，组织上对外委成员的分工作了调整。由林枫任书记，周克任副书记，丁愉为委员，仍由我代表上海局领导外委工作。外委所属机构亦作了调整，杭州由林枫负责（解放前夕成立杭州市委，林任书记），周克分工主管苏、锡、常和江阴、常熟、吴江、宜兴等地区工作。上海周围六个县的工作，由丁愉负责，下设三个工委：昆山工委（王正同志负责），嘉定、太仓工委（徐加、李成吾同志负责），青浦、松江、金山工委（郑蔡贤负责），淞沪工委的浦西部分分别划归上述各工委。浦东各县，仍由林枫、王锡珍联系。至于浙东临委部队，组织上决定移交解放区华中工委。上海局曾向党中央建议以四明山为中心，成立浙东区党委，以我为 区党委书记兼人民浙东支队政委，顾德欢为副政委，蒋立为政治部主任，李炳南为参谋长。党中央复电批准。我已准备动身前往，因谭震林同志来电，要求将浙东支队拨归华中指挥部建制，经刘晓同志同意，他就通知我不要去了。至于浦东几个县的武装，主要在南汇以大团镇为中心，从事游击战争，是顾德熙同志负责，他是顾德欢的弟弟（我们叫他小张）。另外太湖一带也搞起了武装，但少成就。外县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方针，是搞武装，从事游击战争，以扰乱敌人后方，并在一些点线上发展秘密党组织，积蓄力量，以迎接解放大军渡江。

  在上海局领导下设有文化、工商统战委员会。我是书记，沙文汉为副书记，委员人选始终没明确。我和沙的分工是：我着重从事工商界与上层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沙着重从事文化宣传工作。记得在这个委员会下面，从事文化宣传工作的有梅益（不久，梅调南京代表团为发言人）、唐守愚、姚溱、李纯青（原在《大公报》任编委，一九四六年入党，对上海新闻界和台湾上层人士开展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董秋斯、吴天、陈白尘、蒯斯熏、杜国庠、姜椿芳、陈虞苏、陈向平等同志；工作关系有许广平、周建人（以后二人均入党）、宦乡（一九四八年宦任《文汇报》主笔时入党）、马叙伦、郑振铎、张志让、沈体兰、吴耀宗、张明养、李国豪、孙起孟（李、孙以后均入党）、曹未风（一九四八年入党）等人。在我党的推动下，这些进步教授组织了上海各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大教联的核心骨干，是张志让、沈体兰、蔡尚思（一九四七年入党）、郑太扑、吴泽、曹未风、刘佛年（解放后入党）、潘震亚、马寅初等人。李正文同志因经常参加大教联的工作，而成为该团体的骨干。该会活动方法除了在文教界广泛宣传党的政策外，还常用签名方式在报纸上发表宣言，声援，反对的法西斯统治。唐守愚同志还以党的面目联系过吴有训（大夏大学教授）、夏坚白（同济大学教授）、廖世承（光华大学教援）。当时党组织还利用合法关系，创办报刊。报纸有《联合日报》、《联合晚报》（两报的经费是上海局经我手支出的）。派王纪华（王文清）为发行人（可能是总经理）,王的组织关系属上海局系统，编辑方面负责人为刘尊祺（可能是总编辑和陈翰伯，他们的组织关系属南京局系统。其他如郑森禹同志和另几个参加编辑工作、发行工作同志的党组织关系属上海局系统。还有名记者陆治参加采访工作，他同我们和八路军办事处都有联系。因此，可以说这两个报纸是南京局和上海局合办的。刊物有《文萃》、《文摘》（是姚溱、陈虞苏、陈向平等同志负责；孟秋江同志当时是我党情报系统张唯一同志下面的党员，也曾参加过《文萃》和《文汇报》的工作）、《消息半周刊》（编委有夏衍、梅益、金仲华、胡绳、姚溱、方行等、经费由贾进孝同志提供）、《现代妇女》（主编是曹孟君同志，负责人是胡绣枫同志，实际编辑是陈蕙瑛同志）、《真理与自由》（陈乃昌同志主编，编委有李纯青、李正文，实际编辑是蔡仪）、《经济周报》（由吴大琨、谢寿天、李正文、吴承禧等负责创办，吴大琨、谢寿天、李正文、吴承禧所筹措的资金，其实就是党组织拿出来而由他们出名的。其中有一小部分是谢寿天和吴承禧经陈伯流（金城银行职员）活动到周作民捐助的）、《新文化半月刊》（创办人为方行同志，主编为周建人 ，实际编辑先是方行、李正 文 同志，继而是戈宝权同志，编辑有沈明钊同志，发行是方行、陈波涛两同志负责，一九四五年十月至十二月）和其前身为抗战期间出版的《学习》半月刊（主编张钢、韩述之，编委有姚漆、方行、范秉彝等）。此外，接受我党领导或尊重我党意见的报纸，有《文汇报》、《时代日报》等，刊物有《时代周刊》(《时代日报》和《时代周刊》是姜椿芳同志通过苏联商人名义办的。《时代周刊》以后改为《时代半月刊》。姚溱同志协助撰稿，著名军事评论家秦上校、萨利根、马里宁均是姚的笔名）、《中国建设》（是黄炎培先生属下王艮仲出资办的，高祖文为主编，姚溱参加编辑）、《展望》（亦属黄炎培先生职教社系统办的进步刊物，杨卫玉任主编 ，实际编辑是王元 化 同志）。

  从事工商界统战工作的，有谢寿天、方行、梅达君、万景光、陈巳生、艾中全、张锡昌、金瓯卜、曹宝贞、张纪元、邝日安、王伟才、陈邦识、范秉彝等同志。从事工商界上层统战工作的还有罗俊（当时是中国银行副经理）、陈维稷等同志，其中有些关系分工由唐守愚同志联系，或一度去联系过。还有一些上层统战工作关系如黄炎培、杨卫玉、吴觉农、严景耀、雷洁琼、王 艮仲、丁贵堂（海关负责人）等，有时亦由唐守愚同志以党的面目去联系过。自抗战初期就一直同我党有联系，对我党工作有过较大帮助的杨显东（一九五六年入党＞和孙耀华当时也同我有联系，接受我们指定的工作。从事上层统战工作还有蔡承祖、何康、田绥祥、史林峰（当时名史近愚）等同志。另外在浙江省长期任政府温州地区（后调丽水地区）行政专员的余森文，诸暨县长祝更生，海宁县长王xx（忘其名）都同我党有关系。唐为平同志曾被派到伪温州专署和海宁县府去任联络员。上海市榆林区长顾叔平，是秘密党员，借其伯父青帮头子顾竹轩的青帮势力竞选为区长的。还有韩述之同志，于一九四二年夏秋间撤退至淮南根据地，后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于一九四六年春返沪，因他与方行同志曾在公共租界法院任过职，经组织上决定，先派方行同志打进伪上海高等法院暂且任职，探明伪法院人员对韩述之同志的真实行踪，并没有人知道，即派韩打入伪上海高等法院任书记官。他毕业于上海法学院，入党时化名张钢，之后转到台湾，取得检查官资格，旋仍回上海，在伪上海高等法院任刑庭推事，对掩护我领导机关和进行营救被捕同志，起过很好的作用。

  上层统战人士对党有重大贡献而值得介 绍的，有 王绍 鳌、何遂、董竹君、徐伯昕（秘密党员）和赵朴初等人，他们均与我党有较长的合作共事关系，运用各自的社会身份，在相应的社会关系中，积极帮助我党开展工作。

  王绍鉴，江苏人，参加辛亥革命，作过北洋政府国会议员和道尹，反对曹琨贿选，南下与孙中山合作，在九·一八事变后反蒋，遭蒋逮捕，出狱后即与我党接触，帮助我党工作，接受张唯一同志领导，并掩护张进行工作。我在抗战前即同王相识，在解放战争期间，经张唯一同志同意，由我和他联系，他积极与 马 叙 伦、严景耀、雷洁琼、郑振铎、盛丕华、蒉延芳、陈已 生、徐 伯 昕、张纲伯、赵朴初、冯少山、林汉达、包达三、柯灵、唐弛、冯宾符、梅达君、段力佩、葛志成、张纪元、蔡尚思等人开展，在一九四五年冬成立民主促进会时他们大都是该会的发起人或主要负责人。对进行反对内战，要求民主与和平，该会是有贡献的。

  何遂，福建人，出身保定军校，曾任西北军系统孙岳部参谋长。在蒋政府长期任立法委员，抗战初即与我党发生关系，他的三子一女一媳（三个儿子是何世 庸、何 世平、何 康，女儿何嘉，媳缪希霞），均为我党地下党员。他在旧军政界的关系很多，我经常与他接触，运用他的关系开展工作。蒋军现役军人吴石，是通过他的关系，为我方工作，后被蒋帮杀害，是革命烈士。国民政府盐务总署长缪秋杰系何遂先生好友，且系儿女亲家，何常运用缪的关系协助我们的工作。

  董竹君，出身贫寒，为辛亥革命时四川督军夏之时的家室，婚变后到沪，后经营锦江饭店。早在一九三○年前即与四川逃亡来沪的革命知识分子曹获秋、陈同生、李一氓、李初梨、李亚农、李亚群等同志相识，他们运用她的特殊社会关系为掩护，从事党的工作。她并从经济上接济革命人士（如宋时轮同志，在一九二九年从广州出狱后来到上海，经人介绍到董处，就曾得到接济）。抗战快要结束时，解放区派田云樵同志，同她联系。我在一九四五年夏秘密赴沪时，华中局即指定我与她接触，领导她为党工作。她曾出资创办美文印刷厂（总经理为任百尊同志）和中国文化投资公司（总经理为胡国城同志），印刷秘密书刊，并创办锦华贸易公司（总经理为刘逊夫同志，在台湾设有分公司），为掩护我同志出入台湾提供了交通便利。她还经常资助党的经费，对党的工作帮助较大。

  徐伯昕，抗战时入党，为秘密党员，生活书店创办人之一。抗战后该店由沪迁往大后方，日寇投降后，在上海恢复营业，党由我经手给予黄金一百两，资助他更大规模地开展营业，曾聘请胡绳、史枚等同志为编辑，出版《民主》周刊（郑振铎主 编）等进步书刊，还运用该店的各种社会关系，以掩护我党工作。

  赵朴初，佛教徒，抗日战争时在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简称慈联会）负责难民收容工作，先后共收容数十万人。他把难民中青壮年和少年分别集中在几个收容所中进行教育，动员他们参加抗战。当时收容所很多工作人员是我党秘密党员。我国军队自上海西撤后，上海附近地区游击战尚未开始前，曾有一批优秀青壮年和少年难民连同一批工作人员于一九三八年由慈联会租了一条英商轮船，由上海送往温州转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为新四军增添了一股骨干力量。这件事是赵发起，得到我党的同意和支持做成的。早在救亡运动之初，我们就同他合作，抗战胜利后，我们运用他的佛教徙身份和社会关系，开展和平、，很有成效。尤其是一九四六年上海警察局，在街头巷口普遍设立了警亭，以侦查住户的动静，为了上海局负责人的安全起见，赵朴初和王辛南同志出面，在杭州凤林寺开设了凤林医院，以备必要时有的同志可转移到该处，用养病为掩护，以策安全。一九四八年夏天，我们从内线情报得知，上海警特机关将在全市清查户口，我们得赵朴初介绍，到杭州西湖净慈寺作客，同行者有刘晓、刘长胜、张承宗、方行和我五人，方行负责对外，我还带有六岁多的女儿张纪生一道。因暑天很少有人去西湖旅行，我们佯称刘长胜同志是山东土财主，从未到南方，我们是上海几家商行老板，特意陪他来游西湖的，整日在寺内打扑克或搓麻将牌为掩护，实际是开会讨论问题或学习。

  向松波（号海潜），湖北人，以帮会（红帮）身份，追随孙先生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倒袁（世凯）、护法等运动，失 意后 长 住上海，成为长江一带红帮领袖（五圣山的山主），同我党从十年内战起就时断时续地发生接触。抗战结束后，又到上海从事帮会活动，我取得上海局同意去找过向谈话，要他从旁协助我党工作，至少要做到不危害我党活动，向都同意了。一九四七年初，军统为了利用帮会来破坏当时工运、学运及革命群众的反内战、要和平、反饥饿运动，约请青红帮头子杜月笙、向海潜、范绍增等人共同组织中国新社会建设协会，我们通过向海潜以及大小帮会人物的关系，进行对帮会的争取与瓦解，做到了一向反动的帮会力量不为敌特所利用。这一工作是起到一定作用的。田云樵同志在这一工作中也是尽了力的。

  以上关系主要是由我联系的，有时我因工作需要到台湾、香港或杭州等地，曾一度交沙文汉或唐守愚同志去联系。初时我着重外县工作，以后则着重策反工作，对于文化宣传工作，在较长一段时间里，绝大多数都是由沙文汉同志去做的。至于公开的，都是办事处即思南路周公馆，由周恩来同志领导进行的。在那里公开以党员身份进行活动的有：王炳南、陈家康、章汉夫、许涤新、龚澎、乔冠华等。在有些工作上，上海党和办事处难免有交叉，如上海党在胜利之初，就搞派工作：如民盟、救国会、农工、民革、民建等，其中不少成员都和上海党有关系，甚至象民进、台盟和民建上海分会中的许多人，原来只同上海局系统有工作关系；又如妇女联谊会，上层大多是办事处系统联系的，基层群众和活动骨干，则系上海局系统联系的。后来的公开活动，一般均由办事处去搞，但很多活动经费则由上海局支出的。我们的经济来源除党办的几个大企业赚的钱外；宋庆龄先生也捐助过一笔巨款；同时宋庆龄先生主持的中国福利基金会所捐给解放区的衣物药品，也是交给我们代运到山东解放区的。为此，山东分局黎玉同志曾送了一笔巨款给上海党。当时在中国福利基金会协助宋庆龄先生工作的，有美国进步分子谭宁邦（Januentum)，和德国进步分子安娜 王（党员）及廖梦醒、俞志英（廖、俞均系党员）等女同志。有次宋托廖梦醒同志亲手交给我美钞三万元，至于衣、药等物品，因数量太大，次数又多，恐引起特务注意，是由俞志英同志经手交给赵朴初居士主持的佛教少年村（收容贫苦无依的孤儿组织）代收，然后分批交给我们（有时是由上述的联合药房，或由下述的瑞明公司去取）。福利会也捐助过救济物品给佛教少年村。这位我党多年的好朋友赵朴初居士公私分明，一丝不苟。在解放后的三反运动中经过严密清查，赵一尘未染，生活仍清贫如故，获得了已故的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的多次称赞：在旧社会从事救济工作的，如赵朴初这样一尘不染，真是难得，可以 重用，值得信任。

  抗战期间有广大华行，卢绪章、吴雪之、杨延修等同志负责，先后由刘晓、刘少文领导或联系过。党交我经手创办的，有东方联合营业股份有限公司及糖业、渔业、运输等公司，还在广州、台湾和香港设有分公司（谢寿天、梅达君、方行、张纪元、万景光等同志负责）。瑞明股份有限公司（何康、方行、邓裕民、缪希霞、缪蔚君等同志负责，刘长胜同志在该公司任董事，作为他的公开社会身份）、安通运输公司（陈已生、赵朴初、范秉彝、张xx等负责）、关勒铭金笔厂于一九四六年底起，由陈已生出面收 购 其股份，由陈已生为董事长兼总经理，刘晓同志为副经理，作为他的公开社会身份。另外由陈已生、谢寿天等同志出面，代表党投资的有大安、天一等保险公司。

  解放战争期间，在上海还有两个秘密系统的工商业，一为华东局财委曾山同志派徐雪寒同志驻沪负责的合众贸易公司系统（石志昂同志为总经理），还开设了两个钱庄：一名同庆，董事长是蔡叔厚，总经理包序传，副总经理陈其襄（党员），经理张又新；一名鼎元，总经理为许振东。另为华中分局财委派出的忻元锡同志领导的大华公司系统，大华后遭特务破坏，忻幸而脱险。上海局曾派我去联系过徐雪寒同志，忻元锡同志的系统曾来找我们，我们派方行同志去联系过。苏中党曾有一笔巨款，由忻送交上海党，经方行同志往取面交给刘晓同志（以刘晓同志的亲笔收条交忻）。后来忻提出要求，要上海党派个干部到该公司任会计，组织上即派郑惠英同志前往，该公司遭破坏时，郑也被捕，坚不吐实，约半年后经营救获释。

  党在上海的情报工作，除办事处方面外，尚有刘少文和潘汉年两个系统，张唯一同志主要是协助潘汉年的工作，有时也协助刘少文同志的工作。另外有龚饮冰、吴克坚、吴成芳等同志，他们则分属于以上两系统，其中吴成芳系统曾交给我去联系过，吴的方面有王月英、陈来生两夫妇，他们的工作很有成绩，曾多次送来重要军事情报，还策反过几架飞机起义。当时任上海市政府工务局长的赵祖康先生，就是同王月英、陈来生同志有联系的。在解放上海之际，赵祖康经上海党同意，出任市政府代理市长，并动员许多技术人员，不要随蒋军逃亡，还设法保护公用器材及设备等不受破坏，起了非常大作用。特别是由王、陈夫妇在极度严重的年代，费尽心机，保存了党中央在上海时的档案文件，直到解放后，安全地交给上海市委接收，这是一个很大的功劳。王、陈二同志一度对吴成芳同志的领导方法有意见，我考虑到王、陈所联系的这些关系重要，也曾派陈蕙瑛同志去联系过，因我需经常去找陈蕙瑛的丈夫李正文同志，便于直接找我处理。

  上海局也搞情报工作，如中统在浦东的一个区长刘玉昆（即刘友谅，现在上海仪表公司），就是上海地下党派进去的；军统里面，上海局也派人进去。如原由北方党组织派往汪伪特工系统工作而做到伪上海警察局司法处长的李时雨同志，乘戴笠特工系统同汪伪系统合流之际，乘机打入军统上海站任 组长，起了非常大作用。以后因机事不密，引起军统怀凝，但又证据不足，而被军统控以汉奸罪，予以逮捕。在中统、军统系统中也曾有些特务被我们拉过来，供给我们情报。

  可能是一九四八年中，在上海局系统下，成立了策反工作委员会，以我为书记，委员有王锡珍（即陈约珥）、李正文、田云樵等同志，由张朝杰、叶佩仪夫妇在辣斐德路（吕班路）四八五弄十一号租一公寓并装有电话，作为策反委员会的聚会点和联络点，在这个机关负责交通技术工作的有刘毓兰（王锡珍同志的爱人）。这个机关的支部书记是陈蕙瑛，成员有张朝杰、叶佩仪、张朝素（田云樵同志当时的爱人）。策反工作主要是通过我党各方面的关系，在内开展内线关系，其中有几个较有影响的关系，工作都是比较成功的。

  (1）段伯宇同志，是经过搞军运工作的王兴纲同志派到军队工作，后晋升到蒋军少将，并在蒋的陆军大学学习过，做过蒋的侍从参谋。因战争环境关系，他和我们原来的系统联络不便，以致失掉了联系，他到处找党，后来经过段在复旦当助教的表弟温尚煜的关系，找到了党。段所联系的一些人，都是蒋的亲信，包括贾亦斌。贾一直递升到蒋介石的预备干部局代局长兼预备干部训练团团长、第一总队总队长（原局长为蒋经国，蒋保贾继任）。预备干部训练团共有一万人、枪，是蒋经国预备以这些为本钱，用以取代蒋军老一代军人，把蒋军控制在他手里，而且企图在长江以南作为编练三十个新军干部之用，以图垂死挣扎。这时，贾亦斌经段伯宇同志介绍同我们取得联系，他要求率部起义。我们考虑，要是把蒋经国嫡系的这些干部拖过来，在当时的条件下，一时也难以消化，不如在蒋的京沪命脉地区，来一次部队起义，能够更好的起到动摇蒋的总基地的作用；或使这支嫡系队伍拖垮，起到威慑敌人的作用。后贾亦斌率部起义，由于随即遭到蒋军多方堵截而失败，但已起到了震撼京沪杭总后方的作用。

  (2）经过段、贾的关系，又把蒋介石的一个伞兵团（团长刘农峻）搞过来了（当时蒋只有三个伞兵团）。

  (3）蒋介石的后勤总司令部的运输副司令兼吴淞基地运输司令段仲宇（伯宇之弟）也被我们争取过来了，他愿意为我党所用，并协助掩护地下电台的转移。蒋的伞兵团起义时，由段仲宇同志派运输船送伞兵团到连云港附近的解放区。

  (4）海军重庆号舰起义。这个工作，开始是南京市委方面陈修良和史永同志等领导下的王琪同志（被重庆号开除的下级军官）搞的，后来交给上海党继续搞，上海党派王锡珍同志去接头，有关情况，曾多次向我汇报。当决定起义时，我们还来不及向党中央请示，策反就成功。当时在王琪策动下的起义小组成员之一、少尉莫香传牺牲了，还有几个水兵也参加了策动。在重庆号上还有一个毕重远（党员），当时在舰上图书室工作，据说起义时他也一起参加。但在起义后，通过清理队伍等工作，把这批策动起义的人，包括王琪都打倒了，毕自命为起义的策动人，史永同志、陈修良同志始终没有承认过。一条军舰上只有五百多人，两百多人都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次起义决不会成功；如果当时是毕重远这几个人是主要领导者，那我们所交给起义者去山东解放区的接头暗号决不会被使用，而使用者又恰是我所交给的联络暗号，这就说明王琪等人这支力量当时是主要起作用的力量。

  伞兵团和重庆号起义后去解放区，我们用秘密电台和解放区通讯，一时竟来不及，不得已就用我的真姓名作信号而联系上的。后来当我随四野大军去武汉，绕道经过济南时，遇见康生，他一听到我的姓名，顿时就连声说我策反搞得很成功。就是这个康生，他在中却反咬一口，说我是特务，真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可笑又可鄙。

  (5）关于海军灵甫号舰，该舰刚有人同我们接上关系，还来不及起义，就被英国要回去了（因重庆号是英国赠给蒋方的，灵甫号是英国借给蒋方的，重庆号起义后，英国害怕灵甫号又被策反，就匆忙索还了）。重庆号和灵甫号失去之后，蒋方就无大的军舰作旗舰了，只好把长治号作旗舰，我们就对长治号开展策反。这项工作是由周克直接组织，王正协助进行的，通过陈健藩、何礼文两同志，找到该舰的枪炮长陈仁珊，从而建立联系。在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后，蒋帮调该舰去台湾。一九四九年九月该舰先调到舟山，后北上封锁吴淞口。陈仁珊同志做了大量的艰苦工作，秘密组织了四十一个起义人员，三人一组，互不联系，这些小组统由核心小组领导，总负责人为陈仁珊。某晚该 舰 在 吴淞口起义，当场打死反动军官十一名，胜利地将该舰开至上海。张爱萍司令为避免该舰遭敌机轰炸，自行沉没。后由江南造船厂修复，改名南昌号，为东海舰队旗舰。

  在策反长治号的同时，周克同志还对敌运输船昆仑号也展开策反工作，曾将该舰沈舰长父子发展入党，后在吴淞口外举行起义，因工作基础薄弱，起义不幸失败，沈舰长父子惨遭杀害。还有对林遵的长江舰队，进行过策反，在沪宁解放之际，曾带了十多条小舰过来。

  (6）在此以前，我们策曾反飞机起义，先后共计二十余架，有几架是经过南京市委方面史永同志搞的，一部分是经过策反委员会搜集了其它方面交来的关系，而努力促成。第一架起义的飞机为刘善本所驾驶（文革中，刘被整死），是通过上海局刘少文同志情报系统的电台和联系的，军委的复电还叫我们把刘的家属从上海送到解放区去。记得其中一架B24，是史永同志 策动空军上尉余渤为首的五人，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起义，飞到石家庄降落；有几架的关系是王月英、陈来生夫妇交来的；其余的是哪些关系交来的，我就记不清楚了。在一个较短时期内，飞跑了二十多架，对反动集团震动很大。他们防范加严，将稍有可疑的空勤人员都剥夺了驾驶权。但这些空勤人员为立功，有的仍劫持中国民航机飞到解放区（飞到胶东解 放区一架）；有的则劫持他人驾驶的飞机，如笕桥机场有两个被取消驾驶权 的人，乘 别人飞机停落该机场时，潜上飞机飞走，可是该机是来笕桥机场加油的，飞到空中时发现油箱存油很少，就在附原落下跑走了。弄得蒋军各机场人心惶惶，在机场停落的飞机，每夜都将油倒出，以免别人偷飞。后来整个民航系统也全部起义了。

  (7）海军部办公厅主任金声，通过宦乡同志的关系要求和我们联系，我们当即通知李正文同志前往，经过他的努力，发展了驻浦口的xxx师师长李西开，我们派去了联络员。由于行动迅速，联系不及时，李西开在睡梦中被俘，金声还介绍了海军部的机要秘书游侠给李正文，因此，经过游不断及时提供海军情报，我们完全掌握了的海军部署和作战计划。金声对我们的解放战争是有贡献的。

  (8）当时最新美式装备的工兵第四团团长王海乔，由段伯宇和段仲宇两同志的介绍，我即通知李正文同志去领导。我们的方针是故意把铁甲车弄坏，堵住赣铁路，以使该团拖延执行撤退到台湾去的命令，而且堵塞了铁路，使军队无法顺利向台湾撤退。拖延了几个月，蒋介石集团觉察到该团有问题，要逮捕王，王立即随同我们的联络员逃香港了，解放后回到上海。

  (9）交通大学学生党员刘泉琪同志，把他的哥哥刘泉溪（汤恩伯部队的作战科长）介绍给我们，我也是通知李正文同志去联系，刘泉溪为咱们提供了许多重大的军事情报，甚至汤恩伯的军事作战计划，我们都能及时知道。

  (10）记得在淮海战役之前，蒋军驻防在xx有个姓x的师长（忘其名），要和我们联系，组织上派唐守愚同志前往，唐至该处时x已被撤职，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首都的警卫师（九十七师）原图于南京解放前一个月起义，结果只师长王晏清等少数人进入解放区，起了一些政治瓦解作用。同策反委员会有关系的还有好几个的军、师长，如驻浦口的九十六军军长于兆龙部，驻xx的xxx军军长xxx部，李正文同志曾以党的代表的身份，正式同x谈过话，约定接受总部指定的起义时间，因联系不及时，没有来得及起义。驻杨中的四十一师刘卫和驻上海的青年军二○九师方懋锴，这些部队当时经段、贾介绍，都曾同我们 有过联系，他们虽未起义成功，但在我们大军渡江时未坚决进行抵抗，自行瓦解了，这对我军作战也是有利的。还有xx省保安司令xx x、xxx，也与李正文同志取得了联系，因起义未成，就不多讲了。徐州绥靖区何基沣、张克侠同志酝酿率部起义，我们一面通知华东部队，一面也派人去联系，后来就听说华东军区已经派人同何、张联络并举行了起义，我们就未再派人去。

  (11）文学家丽尼（郭安仁）在解放战争期间曾在军委首脑机关任英文翻译，乘机弄到一份蒋军整个作战计划，找不上党的关系，只好到上海找到作家胡风，胡再找到在宋庆龄先生主持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的廖梦醒同志，廖再设法转交给我，上海局密电报给了，军委曾来电奖励，认为对我军作战有很大帮助。

  (12）通过策反工作，我们弄到的绝密及重要文件多种。其中江阴要塞地图和蒋军在沪宁线的作战计划上报；派南京的朱启銮、白沙两同志将沪宁、沪杭沿线蒋军军事部署图携至合肥，面交舒同同志转给刘邓大军渡江指挥部；派周克同志至苏北将江阴要塞和上海蒋军设防图面交三野前委粟裕同志。

  (13）一九四九年一月，蒋军在上海江湾有个很大的军火库突然爆炸，炸声和大火持续了几天。这是周克布置周沙尘同志，通过他的外甥赵聚能同志（江湾军火库修械上士）去干的，他把导火引线通到大库的炮弹房引起爆炸，波及全库，使蒋帮遭到很大损失，社会上为之哗然。蒋军后勤部门的头头，害怕其上级追究责任，瞒上欺下地在报纸上把它说成是事故。这次爆破很成功，由于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赵聚能同志在引起爆炸之初即安然脱身，掩护在杨孟良同志处，后由组织上派张惠卿同志把赵护送到浦东游击队工作。

  (14）电影《战上海》中所说的那个刘义即刘昌义，事前同我们也是有接触的。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已进入上海中心地区．残余部队尚死守苏州河以北地区顽抗，田云樵同志当即派王中民（是策反过来的工作关系）冒险过苏州河，找伪五十一军军长王秉钺，已同王接上关系，候王中民到达五十一军军部。恰在这时，王秉钺负伤离开，这时已由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代军长，王中民也认识刘昌义，即策反刘阵前起义，刘接受了，即约刘过河与我前线指挥员聂凤智同志见面，刘接受陈毅同志的命令：统率所有残余部队集结，放下武器，听候处理。使上海没受大的战斗损失，完整的被接管了。

  一九四九年三月间，刘晓同志忽从香港派人来沪通知我，说中央要刘晓、钱瑛和我速到北平，并谓他们在香港等我。于是我将未了的工作移交沙文汉同志负责（在此以前，我短期离沪时间，也曾将有些工作交沙暂管，个别关系则交唐守愚同志代为联系），便于四月上旬到香港。刘、钱已先我北上，于是我和李正文、谢寿天等同志随即到了北平，向中央城工部（当时刚改名统一战线工作部）报到。五月初，刘晓同志等一行随三野大军渡江南下，接管上海，我与钱瑛同志则随四野大军南下到武汉，从此分配在中南局工作。

  以上讲的是我所接触到的一个侧面，不是全貌，且事隔三十多年，可能记忆有误，或有不够详尽之处。稿后曾送给刘晓同志看过，他认为大体上是这样，也曾送给其他有关的同志如张承宗、梅益、方行、王辛南、唐守愚、周克、丁瑜、段伯宇、田云樵、贾亦斌、万景光、陆志仁、史永、韩述之、李正文 、陆象贤等同志校正，并参照他们所提意见作了修订。为力求翔实起见，希知情的同志们指正。可惜有关的同志，如刘长胜、钱瑛、姚溱、谢寿天、张纪元等同志在十年内乱中含愤离开人世，刘少文同志则被整得失掉记忆，沙文汉同志早在不正常的党内斗争中默默死去，无法求得他们的校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们都已先后得到昭雪。在这一段动的历史中任何反动力量都无法将他们的名字勾掉。他们对党对人民作出了贡献，人民将永远怀念这些先烈！

  又，上海有些单位找我搜集这方面的材料，我曾将草稿送以参考，据说竟已作为采访记录发表。此未经我的同意。因是草稿，许多事情不尽翔实，特此申明，以此稿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