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24-12-15 11:02:33 | 作者: hth官网app登录入口
九月初,一部登陆国内大荧幕的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获得了豆瓣9.3的高分,但11天的票房却仅有1500万。对于票房惨淡的情况,导演方励早有预料。
方励是《苹果》《盲山》《百鸟朝凤》《后会无期》等片的制片人,同时,也是位地理物理学者。为了这部影片,方励耗时八年时间,卖掉房子,资金链一度断掉,但从没想过放弃和不后悔。
如此不顾一切,甚至不惜倾家荡产拍这一部优秀的电影,值得吗?方励认为值得,因为这是他一生中做过的最重要的事。
《里斯本丸沉没》摄制组试图以故事的形式,帮助观众看见和走进历史,还原事件真实的细节。
里斯本丸号(Lisbon Maru)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队将货船改造成的运兵船。1942年10月,该运兵船在中国浙江省海岸附近,被一艘美国潜艇鱼雷击中。当时,船上共有约1800名英国战俘。
和平年代,当纪录片再次提到「平凡人的生命」,导演和摄制组极尽全力让“不被提起”的生命们再次被看到。本篇文章将介绍《里斯本丸沉没》的影片内容,试图打捞里斯本丸号的往事。以下:
“这段历史被淹没了82年,也被日本军方否认了82年,我们要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就发生在我们家门口,我们的先辈就是这段历史的目击证人,是参与者,是救助者,这件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来做!” —— 方励
“有个事实始终令我耿耿于怀:在英国,对于因战争而遭受苦难的家庭,官方就没有给予认可。军人本身也只有在服役期间死亡时才会被纪念。战争的经历本身是如此具有破坏性,那些被迫忍受它的人也需要被记住,对于成为日本战俘的不幸者来说,这一点尤其如此。” ——托尼·班纳姆博士(Tony Banham)《里斯本丸沉没:英国被遗忘的战时悲剧》
第一幕,设定和开端,人物依次登场:被俘英军和日军看守登船,战俘被投入环境恶劣的舱内。
第二幕,发展和对抗,美军潜艇鲈鱼号发射鱼雷,击中里斯本丸尾部,大船开始缓慢进水下沉。日军想将战俘封死在底舱内与船同沉,英军拼死反抗,逃出底舱跳水逃生,又遭遇日军开枪射杀,陷于绝望之中。
第三幕,拯救和结局,中国渔民发现有人遭遇海难,全村出动,划着几十艘小舢板出海救援,冒着日军子弹将盟军救上岸,分给他们食水衣物。中国渔民直接救起的盟军多达384人,原本想将战俘全部射杀的日军也不得不跟着捞人,但最终,依然有828名战俘永沉大海。
对英国和美国而言,盟军误伤是件尴尬的事情。对日本而言,自己造的孽,自然希望全世界都别提起。
幸存者日渐凋零,作恶者闭口不言,只有救人者所在的东极岛,还隐约流传着沉船的传说。
“当我们接近(里斯本丸)时,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船头的舰炮。这引发了讨论,讨论这艘船是不是能够被归类为武装商船,是否属于那种‘见之可击沉’的类别。” ——弗兰克·贝内特(盟军战俘)
时间拨回到1942年9月25日,1816名盟军战俘,还有700多名日军,陆续登上了里斯本丸。
里斯本丸是一艘长136米,排水量7000吨的商船,曾经往返于日本和美国纽约之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许多日本商船被日军征用,里斯本丸也不例外。这次,它要从香港开往日本的门司港,把从东南亚掠夺而来的1600多吨战略物资运回日本,并将1816名战俘押往日本做苦工。
自从1941年圣诞节当天香港沦陷,这些盟军战俘已经落入日军手里十个月。十个月里,这些健壮的年青小伙被折磨成骨瘦如柴的病人。战俘们经常被殴打,缺吃少穿,食物里的能量只够他们从营房走到食堂,再从食堂走回来。由于营养不良,脚气病和糙皮病盛行。不少人得了痢疾和白喉,并因此而死去。每个人都在心底暗自估算,自己能活到什么时候。
在营地医院工作的盟军战俘威廉·斯普纳回忆说,“看到这样的景象真是令人心酸。曾经强壮健康的壮年男子,却拖着残躯,穿着破布,血液和粘液顺着他们的腿流下。他们的脸上带着绝望、痛苦,有时是认命的表情,最终不可避免地变得麻木不仁、面无表情。”
这样一群病恹恹的战俘被赶进了里斯本丸的三个底仓,一号舱和三号舱都是三百多人,二号舱最大,挤进了一千多人。
无论哪个舱,条件都极其恶劣。舱里空间狭小,用木板分为上下两层,战俘们每人分到宽约45厘米的小空间,只能肩挨肩坐在一起,想躺下就得将腿搭到别人身上。
一号舱的罗斯·林伯格记得,由于空间不够,不可能同时躺下,战俘们只能轮流休息,许多战俘因为脚气病带来的剧烈疼痛,始终辗转难眠。还有人腹泻,有人咳嗽。整个底舱里空气浑浊,令人难以呼吸。
战俘所在的底舱里没有厕所,也没有洗涤设施。里斯本丸只在甲板两侧设了十几个悬在海上的木质厕所。
战俘们要去甲板上厕所必须申请许可,获准后,再通过狭窄的梯子爬上去,一路上要小心地寻找落脚点,既不要踩到其他人的身体,也不要一脚踩空、直坠舱底。
甲板两侧设了十几个悬在海上的木质厕所,供两千人使用 《里斯本丸沉没》预告片
直到1942年10月1日凌晨,在茫茫大海上,里斯本号与美军潜艇“鲈鱼号”狭路相逢。
1942年的10月,是这样一段日子——珍珠港事件在一年前爆发,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受重创。此后,日军在西太平洋大肆侵略,攻占了香港、新加坡、菲律宾等地。直到1942年6月,美军取得中途岛海战的胜利,战争开始步入相持胶着的阶段。
由于此前盟军在舰船和港口上损失惨重,在太平洋战区,潜艇成了盟军最重要的进攻力量,有效阻断了日军的海上补给线。
“鲈鱼号”就是“盟军的希望”之一。这艘大型潜艇在中国附近的海岸巡航,就在9天前,它刚刚击沉了另一艘日本商船“利根丸”。“鲈鱼号”离开港口时带着24枚鱼雷,现在还有23枚,它有10个鱼雷发射管,所有发射管都已装填完毕。
里斯本丸上没有一点标识或旗帜,显示这是一艘运载战俘的船只。这种做法违反《日内瓦公约》,却是日军的一贯行径。
对鲈鱼号来说,里斯本丸只是一艘船头安着舰炮、甲板上满是日本兵的日军舰船。
鲈鱼号记录:“在1942年9月30日晚上,我们在离中国海岸巡逻,并且在10月1日凌晨4点捕捉到了一个向北航行的目标。我们跟踪了这艘船一段时间,绘制了它的航向和速度。月光明亮,我们没办法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接近目标。我们执行了‘绕尾’战术。全速前进,然后在黎明前下潜并等待。”
10月1日清晨7点,鲈鱼号发现里斯本丸开始改变航向,向着护航的其他日本军舰靠拢,尽管没能靠近到最佳攻击位置,鲈鱼号船长还是下令攻击。
一共发射了6枚鱼雷,第4枚击中了里斯本丸右舷船尾的螺旋桨,在船体上炸出一个直径两米半的大洞。
日军的轻型轰炸机俯冲而来,向着鲈鱼号投下深水炸弹。鲈鱼号紧急下沉,潜入深海,稍后悄然退走。当天鲈鱼号的航海日志上写,“估计敌舰沉没。”
距离里斯本号彻底沉没,还有25小时。这一天一夜里,船上的盟军战俘将经历地狱。
“如果你去过地狱,你会知道那是啥样子。那就是地狱。” ——丹尼斯·莫利 (里斯本丸二号舱幸存者)
许多战俘听到了鱼雷呼啸而过的巨响,头三枚没击中,有人觉得像轮胎漏气声,有人觉得像水槽最终排空时的那种咕噜声。
然后是第四枚鱼雷,击中船尾。二号舱的詹姆斯·米勒听到一声巨响,爆炸了,船在震动中停了下来,然后是铃声、哨声、喊叫声、船上大炮的猛烈开火声,恐慌开始蔓延。
三号舱的杰克·埃蒂安布尔躺在舱底的稻草垫上,忽然听见储煤舱里发生了可怕的爆炸,水开始涌入,日本士兵拿着一些破布棉絮试图堵住漏水处,但一切堵洞的努力都只是徒劳。
虚弱的战俘们用尽全力开始轮流泵水,一方面,他们还抱着挽救船的希望,另一方面,他们也还期待着日军展现出基本的人性。
皇家苏格兰团的詹姆斯·米勒回忆说:“我们坚信日本人不会让我们淹死。他们不可能那么冷酷,要让1800名无助的人死去。船正在缓慢地从船尾下沉,我们等待着,等待日本人发起救援行动。”
战俘们先用掉了仅有的几个桶,桶很快满到溢出,战俘们请求倒空桶,但被拒绝了。战俘们开始用自己的饭盒当便盆。很多人都患有痢疾,空气和环境很快变得恶臭。
会说日语的波特中尉努力说服日本人送些水下来,只来了两桶非常肮脏的水,但渴到极致的战俘们还是珍惜地分享了这些水。
10月1日黄昏,日军架起了机关枪,防止战俘逃跑。然后,他们切断通风管,用木条封住舱门,又在木条上盖上防水帆布,再用绳索牢牢捆绑固定。
此前,战俘们还能勉强看到头顶上的一小块天空,还能通过喊话与甲板上的日军沟通。
现在,舱里只有黑暗,闷热,慢慢的变少的氧气,生病的战俘粗重艰难的呼吸声和声。
里斯本丸后部进水下沉,船头被强制抬高,原本由海水浮力承担的船头重量,现在要靠船身来扛住。金属扭曲变形,发出不堪重负的声音。这艘船随时有可能从中断裂,然后像石头一样沉下去。
战俘们此刻还不知道,原本在里斯本丸上的日军几乎都已撤到其他船上,只留下六个自杀式看守,他们自己要与船同沉,还要负责不让战俘逃出这座海上囚笼。
尽管如此,在黑暗里,在饥饿里,在浑浊的的空气里,在混着尿液和粪便的海水里,在船身发出的不吉声响里,战俘们还是清晰地意识到,不会有来自日军的救助。
战俘们想出了办法,通过在舱壁上敲击摩尔斯密码,来传递信息。一号舱传来消息,已经有两个战俘死去。三号舱传来消息,他们已精疲力尽,水位仍在上升,用泵抽水收效甚微。
在二号舱,会日语的波特中尉已经喊叫了几小时的“moshi moshi”和“anno, neh”(“我说”)。但毫无回应。
斯图尔特上校是二号舱的领导者,他作出决断,战俘们必须自救。他告诉战俘们,“如果我们今天注定要死,至少我们要死得像个英国人。”
幸存者威廉·班尼菲尔德对这句话记忆犹新,他开玩笑说,“我其实不知道英国人和其他人的死法有什么区别”。
一位曾在厨房工作的战俘藏匿了一把锋利的长刃屠夫刀。这把刀在黑暗里传递,一直传到最前,持刀者攀上梯子,用尽全力在木板的缝隙间戳刺砍击,寻找可以突破的口子。
终于成功破开了一个洞口,第一批冲出去的先锋里包括了战俘豪厄尔和会说日语的波特中尉。他们一冲出去,就设法扩大二号舱的出口,又冲到船身中部,拧开了用螺丝固定的三号舱铁门,放出了一些位于三号舱上层的炮兵。
枪声响了。那六个自杀式看守占据了船上的桥楼,站在制高点,残忍地用机枪射杀逃到甲板上的战俘。
数人倒下死去。波特中尉中弹受伤。豪厄尔不得不让波特中尉用日语告诉看守,如果看守停止开枪,战俘们就会退回舱内。
看守短暂地停了火,豪厄尔忍着恐惧,从躲藏的隐蔽处出来,将波特中尉带回了他们逃出的二号舱出口。
看守们不知道,此刻,一些从三号舱逃出的炮兵,已经悄无声息地摸到了通往桥楼的楼梯上。
第一波冲出去的战俘被机枪逼回了船舱,但不肯束手等死的战俘很快组织起了第二波逃亡。
悄悄摸上船桥的英国皇家炮兵,也终于发起了冲锋,愤怒的炮兵们制服并反杀了看守。据说那六个看守几乎被撕碎了。
这是10月2日的上午,里斯本丸已经到了最后时刻,船身极度倾斜,海水直接拍上了船舷。
恐慌的战俘争先恐后地攀爬梯子,唯恐来不及逃出舱口。他们撕扯,推搡,践踏。有人不慎从梯子上跌落,摔下去的人非死即伤,立刻失去了逃生的机会。
皇家苏格兰团的卡斯伯特森上尉本已逃离了二号舱,但又自愿回到混乱的舱内。他组织战俘有序逃生,又去安慰那些因伤失去活动能力、已经逃生无望的人——给他们一口水喝,一支从船仓库里抢来的香烟,一根木棍作为断腿的夹板,为濒死者念一段苏格兰的经典童诗……他在二号舱里待到最后一刻,是被水流冲出去的。
逃出三号舱的杰克·埃蒂安布尔听到,一个爱尔兰炮兵大喊,“我们出不去了,让我们给他们唱首歌吧。”
于是,从三号舱底部传来了嘹亮的合唱歌声,《蒂珀雷里在远方》 (Its a Long Way to Tipperary)。
蒂珀雷里是一个爱尔兰小镇,这首歌是英国军人从一战唱到二战的战时歌谣,类似于英国版的“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蒂珀雷里在远方,/隔山跨海路漫长。/蒂珀雷里在远方,/那里有我心爱的姑娘。/再见了,皮卡迪利,/永别了,莱赛斯特广场!/ 蒂珀雷里还很遥远,/ 但我的心已飞到了那里!”
仿佛从水底传来的歌声,巨大水声都盖不过的歌声,一直持续到了里斯本丸沉没的最后时刻。
三号舱下层的许多战俘,由于梯子断裂,绝对没逃生机会,他们唱着歌,与船同沉 《里斯本丸沉没》预告片
在那一天一夜里,日军其他舰船设法用缆绳拖拽里斯本号,使得船更靠近西边的海岸线。
对战俘们来说的好消息是,船彻底沉没时,中国舟山的东极岛已经近在眼前。时间快到正午,海水还算温暖。
詹姆斯·米勒:“我注意到几艘小船接近。看到这些船只,我感到恐惧,它们穿过一群群落水者,然后能听到机关枪的开火声。幸存者正在被屠杀,没办法阻止这件事。”
泰勒:“数百人已经落水,……四艘日本辅助运输船在里斯本丸号周围缓慢绕行。当落水者接近它们时,我听到了步枪射击和武器开火的声音。日本人正在将我们的人作为靶子,一个接一个地进行射击练习。”
杰克·埃蒂安布尔:“我们在水里看到日本巡逻艇向落水者射击。我离炮兵柴尔兹大约50码远,一艘日本巡逻艇把他捞起来,踢他的头,然后把他重新扔回水里。我明智地急转弯,设法避开了一些步枪射击并游开。”
约翰·英格利斯:“我看到一名日本军官向我扔了一根绳子。我用我剩下的所有力量拽住它,把自己拉到船边,稍微休息一下。日本军官消失了,原本的位置出现了一名士兵。‘拉我一把’,我恳求道,然后让我惊讶、恐惧,更不用说害怕的是,他开始试图打我的双手。我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躲避打击,同时狠狠地诅咒他。他停下了,我松了口气,抬头却看到刺刀的闪光。他把刺刀固定在步枪上,然后倾身过来,竭尽全力用刺刀刺我。我受够了,大叫一声‘混蛋’,一把推出去,再次掉进了海里。”
阿尔夫·亨特:“许多脑袋在水中上下浮动,似乎有来自一些船只的步枪火力,瞄准了落水者。……船只大小不一,其中一艘在落水者中穿梭,意图撞倒他们。似乎没有一艘船试图捞起幸存者,所以我朝远处可见的陆地游去。”
炮兵海伍德:“我和战友一起游向一艘日本武装船。在水里时我们遭到了射击。我们游到了离船只有几码远的地方,一根绳子被扔到我们这边,被海军皮尔曼抓住。当他被拉上船时,一名日本士兵从船边探出身子,开枪射中了他的大腿。他掉进了水里。我决定游向岛屿。”
比尔·斯普纳:“有几艘日本海军舰艇把救生绳扔到船边。一些人试着攀爬。他们爬的时候,日本人就逐渐把绳子再降到海里。如果有战俘成功爬上了甲板栏杆,就会有枪声响起,一具尸体掉进水里。在这之后,我们避开了日本船只。”
日军开枪射杀落水者,用船将落水者从木筏或漂浮物上撞下来,甚至用螺旋桨威胁绞杀落水者……他们做了种种事情,唯独没做一件事,——没有救起任何一个人。
船已经沉了一小时,很多战俘已经在水里漂了好几个小时,战俘们要活下来,需要一个奇迹。
“我在水中已经大约十个小时了……面对这样的逆境,人会感到多么无助,现在要救我们,需要一个奇迹。奇迹如期而至,一大群中国渔船队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詹姆斯·米勒(盟军战俘)
一个救人者的女儿回忆说,自己父亲在13岁时,就因为海难失去了他的父亲。所以当他15岁时听说有人落水,“他当然是会豁出性命去救的。”
渔民们一开始发现海上漂着木块和洋布,就去捞东西。捞着捞着,发现不仅有布,还有许多人抱着木头随波逐流。
英格利斯清晰地记得:“从雾气中首先出现了一艘舢板,很快又有大约十艘跟了上来。自发的欢呼声中,人们互相帮助,等待舢板的到来。……一艘接一艘的舢板来了,载走了人,然后再次绕回来。”
当时日军还在开火,救人的渔民是冒着被日军当场射杀的风险,以及被日军后续报复的风险。
98岁的幸存者班尼菲尔德记得,是中国渔民冒着生命危险救了他们 《里斯本丸沉没》预告片
二号舱的威廉·班尼菲尔德一直活到了98岁,他依然记得被中国渔民救起的时刻。中国渔民讲的是本地方言,他一个字也听不懂,但看到渔民伸出的手,他就拉住了。被拖上船,看到渔民拿出一把大刀,他心想,完了,吾命休矣。结果渔民又拿出一根白番薯,用刀把白薯一切两半,分了一半给他吃。
舢板不大,一次只能容纳几个人。渔民记得,盟军战俘“很硬气,救的时候,叫他上3个就是3个”,没发生争抢的情况。参与救援的林阿根也说,攀扶在船沿的战俘只要看到船上已坐满,就会主动放开自己的手。
为了多救下一些人,渔民们毫不惜力,一次次驾船往返,把救下的人送上岸,就立刻再出发寻找落水者。
塔菲·埃文斯回忆道:“我几乎已经筋疲力尽,被一艘有鱼腥味的小船救起,然后被放在岸边。我和其他人被安置在一个满是渔网的棚子里。”
军士长索登也去了同一个棚子:“在黄昏时分,我们被两个中国人用一艘小划艇救起。……我们被带到一个温暖的棚子里,里面满是渔网,女人们给我们喂了热蔬菜汤和有鱼块的米饭。第二天早上,一位中国女人给了我一件旧大衣,我非常感激。”
生活困苦的中国渔民,拿出了自己的衣服、番薯、鱼干和米粥,慷慨大方地分给战俘们。
渔民沈阿贵说:“我们把他们安置在寺庙和民房里。他们用身体语言表示他们饿了——揉他们的肚子。但他们不知道如何用筷子,就像用叉子一样用筷子。”
获救的阿尔夫·泰勒同样记得那一天:“寺庙里满是在睡觉的男人。外屋也满是男人,还有干草堆。我后来得知,村民们救了大约300人,并逐个喂饱了他们。”
比尔·斯普纳与米基·迈尔斯扒着一个临时木筏漂出了很远,自己都不抱着被救援的希望,但中国渔民还是奇迹般地找到了他们,“我醒来时仿佛置身天堂,一位年迈的、慈祥的中国老人,没有天使翅膀,穿着传统的中国农民服装,黑色裤子,黑色上衣,灰白头发编织成传统式样的辫子。她正用一个瓷碗和瓷勺喂我温暖的甜汤。然后我又昏迷了。”
米德尔塞克斯团的二等兵费里斯从梯子上摔下来,腰部以下瘫痪,中国渔民把他救起后,又用门板当担架,把他抬到了温暖的屋子里照料。
罗伯特·赖特记得:“一个中国人看到我晒伤的身体,在我的背部、胸部和肩膀上涂了一种奇怪的混合物,并递给我一件棉被大衣,让我在夜里免于受冻。他们包扎了一个士兵折断的肋骨,像喂婴儿一样给他喂温热的汤。他们甚至分享了他们的最后一点烟草。这些中国人通过他们的行为,诠释了善意和同情的全部意义。”
英格利斯回忆说:“岛上的中国居民对船难幸存者绝对、完全地给出了伟大的援助。他们无私地献出了所有的食物和多余的衣物……我们都围坐在篝火旁,吃着热气腾腾的米饭,一个海兵举起他那碗米饭,转向身边的一位老者,试图用洋泾浜英语和中文表达他的谢意,他大声说,‘这个好。这个非常热。非常好。’那位老者头戴中式斗笠,穿着黑棉袄、宽松的黑裤子,用标准的英语回答说,‘是的,这对我们大有好处。’海兵大为惊讶,’天哪,你英语说得很好。你是岛上的国王吗?’老者哼了一声,‘不,我是皇家工程队的克拉克森中尉。’”
日军荷枪实弹,气势汹汹地搜查了所有的房屋,到处都翻得底朝天,就连干草堆都用刺刀挨个戳过。
皇家海军亨利·威廉姆斯的儿子加雷斯,曾经听自己父亲讲过日军搜岛时他的遭遇。
威廉姆斯的腿被礁石割伤得很严重,他漂到一个仅仅住了几十个人的小岛上,岛上的中国村民对他很友好,为他包扎伤口,给他食物,还为他找了些衣服。
然而,第二天日军来抓人,小船空间不够,坐不下威廉姆斯。为避免他逃跑,两名日本士兵按住威廉姆斯,第三名士兵用枪托砸断了他的每一根脚趾。
几个小时后,另一艘载着战俘的大船停靠在岛上,中国村民想帮忙搀扶或者抬一下威廉姆斯,却被日本士兵拒绝甚至威胁要射杀他们。最后,威廉姆斯不得不忍着剧痛、自己一瘸一拐地走上船。
住在翁阿川家里的三名战俘,伊文思、法勒斯、约翰·斯通当时实在不想回到残暴的日军手里,渔民们一咬牙,带着这三人藏进海边礁石形成的一个天然“娃娃洞”里,当年才14岁的翁家女儿每天给他们送饭,“因为穷,也没啥好吃的,都是番薯汤、乌贼肠。为了调调口味,还给他们买过一斤白糖。”
后来,渔民们又躲过日军的封锁线,送这三个战俘离岛。在中国军民的护送下,这三名战俘花了两个月,安然无恙地抵达了英国驻重庆使馆。
这三人的证词,也首次揭开了日军虐杀里斯本丸战俘的真相。英国外交部为此向日本发出了抗议文件。
至今仍有日本右翼称,中国渔民救上来的里斯本丸战俘是少数,大部分战俘获救要归功于日本海军。
然而,幸存者的证词确凿无疑地表明,日军在最开始的几个小时里就没有救人,而是不断在屠杀落水者。
直到中国渔民进场救人,日军可能是意识到这件事会有幸存者,难以将战俘的死亡全部推给美军潜艇,才跟着开始捞人。
幸存者丹尼斯·莫利很清楚,日军之所以后来跟着捞人,完全是因为中国渔民的介入。他在接受方励采访时说,“中国渔民认为自身就救了那些人(三百多个),其实不是的,他们救的比他们了解的还要多。”
战争是一个人性的放大器,在战争里,人的崇高与卑劣,勇敢与懦弱,都会明明白白地展现。
最后一位在世的救人者林阿根老人去世后,许多盟军战俘的后人都发来消息致哀吊唁:
“他为世界留下的遗产包括:勇气、英雄主义,和一个人在面对人类最恶劣的暴行时所能施予的善。”
战后的东京审判得出结论,日军手中的西方战俘死亡率高达27%,是德军和意军手中西方战俘死亡率的7倍。
船长经田茂的被控罪名是,在1942年10月1日和2日,他作为军用运输船“里斯本丸”号的船长,犯下了战争罪行,因为他(1)参与了将1800名英国战俘封在船舱中的行为,导致多人窒息死亡,多人遭受精神和身体痛苦,还有多人在船沉没时被困并淹死;(2)未能为战俘提供可用的救生船和救生衣,导致多人淹死,更多的人遭受了精神和身体痛苦。
多年后,方励找到经田茂的儿女,他们已完全不知道父亲当年的经历。读着经田茂的审判记录,他们陷入沉默,最后也只是无力地说,在日本这一个国家,很难和周围的人持不同意见。
经田茂被判处7年监禁,这个判决其实是从轻发落,就没有认定他对任何战俘的死亡负有直接责任。轻判的理由之一是,经田茂参与了将里斯本丸拖向浅水区,无论这个努力有几分是为了救船以及船上的货物,几分是为了救战俘,客观上,这个举动可能帮助了一些战俘生存下来。
给战俘写家信定下字数限制的人,就是新森。他曾在喝醉酒时吹嘘,说自己在里斯本丸上封锁了所有的出口,让战俘无法逃脱。
在接受审判时,新森将罪责推得一干二净,反把战俘的自救举动都归功于自己,从照顾病人到分发食水,还说日军与战俘的逃生机会是相同的,完全无视了如下事实:里斯本丸上的日本人仅有一人溺水,而战俘的死亡率接近50%。
BBC在采访方励时,问过他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们一群中国人,要跑到英国来铺天盖地打广告,找里斯本丸的亲历者和后人?”
这件事发生在中国门口,目击证人和救助者是中国渔民。它是一个创巨痛深的英国故事,同时也是一个闪耀着中国人勇气和善意的中国故事。
那1800多个盟军战俘的家庭,那255个救人的中国渔民……他们的故事,应该被记录,应该被讲述。
后来,方励组织了14位遇难者的后人来到东极岛,来到里斯本丸沉没的海域,举行了一个安息仪式。
主持者念出祈祷词:“他们永远都不可能老去,徒留我们日渐衰老。他们永不为耄耋所难,永不为残年所累,在每一个日出日落的时刻,我们永远铭记他们……”
船开到里斯本丸沉没的那个点,脚下三十米,是湍急的海流,是沉没的巨轮,是八百多条渴望归家却埋骨于此的年轻魂灵。
盟军战俘后代将花瓣撒向大海,在沉船坐标海域祭奠亲人 《里斯本丸沉没》预告片
而真正经历过战争的人,又经常因为留下的创伤过于巨大,不可回顾,不可触碰,不可言说,而终生缄默。
不幸的是,《里斯本丸沉没》的三位叙述者,在2020~2021年间陆续去世,没能看到电影上映。
不幸中的一点幸运是,方励在最后时刻找到了沉没的里斯本号,又进行了“抢救式采访”,记录下了他们最后的影像和证词。
电影片名叫《里斯本丸沉没》,方励说,片名与托尼·班纳姆博士的书名重名,是特意的安排。
托尼为里斯本丸这段历史写了一整本书,还与方励无偿分享了他掌握的全部信息。
而托尼当年写书的重要资料,又来自一位英籍华人谢涤君(Tse Dickuan)。
香港被日本占领后,谢涤君受雇于日本战俘部,他冒着生命风险,每天偷偷带一两页战俘名册回家,打字整理出来。他花了几个月梳理出完整的名单,并将之交给了盟军。
谢涤君到托尼,托尼又到方励……他们仿佛合力跑完了一场接力赛,一起让里斯本丸这段历史重现人间。
1942年,里斯本号被“鲈鱼号”潜艇看见,那一次看见,使它沉没于海涛中。
2014年,里斯本号被方励看见,这一次看见,使《里斯本丸沉没》这部纪录片得以面世。
2024年,里斯本号需要被观众看见,才能令它有机会进入人类共同记忆——只有那些进入人类共同记忆的事件,会代代相传,永志不忘。
片尾字幕滚动。那些幸存下来的名字一一浮现,那些被大海吞噬的名字一一浮现,那255个出海救援的中国渔民名字一一浮现。
[4] 《北京纪实-档案》 20151102 日军“阴谋设计”“里斯本丸”沉没 中国渔民舟山拯救英军战俘